東學西傳、西學東漸和中西融合
16世紀末（晚明），利瑪竇、羅明堅、艾儒略、畢方濟、龍華民等歐洲來華耶穌會士翻譯和撰寫瞭一批具有基督教經院哲學內容的著作，其中影響較大的有《西學凡》《名理探》《窮理探》《乾坤體義》《天主實義》《靈言蠡勺》《靈魂道體論》等等。這些著述中包含著純正的希臘哲學尤其是亞裡士多德主義。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的《幾何原本》雖然是希臘化時期數學傢歐幾裡德的著作，但歐氏幾何學的理論基礎正是亞裡士多德的形式邏輯，利瑪竇翻譯這部書的動機和目的在於向中國人推介源於古希臘的西方邏輯學。
眾所周知，中國學術界通常認為是日本人西周最早於1874年把拉丁文的philosophia譯為漢文的“哲學”二字，實際上，利瑪竇等歐洲來華耶穌會士比西周早瞭將近300年就將這一詞匯譯成漢語瞭。例如，1595年利瑪竇在《天學實義》裡把philosophia譯為“理學”，顯然，他認為歐洲的philosophia與中國的宋明理學本質上是同一個東西；艾儒略在《西學凡》中將之譯為“理學”和“義理之學”；傅汎際在《寰有詮》和《名理探》兩書中分別將之譯為“性學”與“愛知學”，其中，“愛知學”比“哲學”一詞更接近philosophia的原意。一些希臘哲學的術語、范疇和命題也在此時被首次譯成漢語匯入中國話語之中。如亞裡士多德的“四元素說”“四因說”“靈魂說”以及希臘哲學的音譯（斐録所費亞）、邏輯學的音譯（落日加）、倫理學的音譯（厄第加）、形而上學的音譯（默達費西加）等西方哲學術語和概念開始為中國人所知曉。
中國哲學最初邂逅的西方哲學不屬於歐洲近代哲學。歐洲近代哲學形成於17世紀中葉，時代的落差決定瞭16世紀末的來華傳教士介紹到中國來的西方哲學隻能是古希臘哲學。
中學西傳與“中國熱”
利瑪竇等人及其繼承者，不僅向中國人介紹瞭希臘哲學，也向歐洲人反饋瞭中國儒學，中國哲學和思想文化從此走向世界。在由法籍耶穌會士金尼閣整理的《利瑪竇中國札記》中，首次將“儒學”和“理學”譯成西文的philosophia——這又一次證明在來華的西人眼裡，中國本來就有一種跟希臘哲學相同的學問。
以孔子為表征符號的中國哲學傳入歐洲之後，對歐洲思想界產生瞭重大影響。中國哲學的一些基本理念如“道”“理”“太極”和“一陰一陽之謂道”的辯證方法被西方哲學傢看作是“純粹理性”“絕對理念”“自然法”“自然神論”“無神論”“唯物論”“正反合”“兩極相逢”“有機論哲學”等等，在歐洲思想文化土壤裡經過歐洲化的改造成為17世紀歐洲近代哲學孕育的重要元素，繼而又成為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重要精神資源。歐洲啟蒙時代的著名思想傢如萊佈尼茨、伏爾泰、魁奈等人都對中國哲學、中國思想文化十分著迷，以致造就瞭長達近兩個世紀的“中國熱”。
一些歐美學者忠實地描繪瞭當時東學西傳的真實情景。英國劍橋大學1998年出版的《劍橋十七世紀哲學史》的第一部分，就把中國哲學的西傳和歐洲哲學的回應作為17世紀歐洲哲學形成的一個重要背景加以概述。這表明，西方學者在書寫17世紀歐洲近代哲學的形成和18世紀啟蒙運動時，中國與“中國熱”是繞不開的話題。正如法國學者莫裡斯·羅班寫道：“在古代歐洲和啟蒙時代的西方，中國簡直是無所不在。”美國學者斯塔夫裡阿諾斯也寫道：“當時，歐洲知識分子正被有關傳說中的遙遠的中國文明的許多詳細的報道所強烈地吸引住……實際上，17世紀和18世紀初葉，中國對歐洲的影響比歐洲對中國的影響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國的歷史、藝術、哲學和政治後，完全入迷瞭。中國由於其孔子的倫理體系、為政府部門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對學問而不是對作戰本領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業藝品如瓷器、絲綢和漆器等，開始被推舉為模范文明。”“實際上，當時，中國的考試制度和儒傢倫理觀給歐洲留下的印象，較之歐洲的科學和數學給中國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西學東漸與中西會通
19世紀中葉以後，中國掀起瞭一個翻譯、引介、學習西方的“西學東漸”的熱潮。這時的“西學”並非特指一科一門之學，而是囊括各種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的總匯。其實，早在明末，徐光啟在與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的接觸中就已經意識到中國缺少西方人所具備的那種“實學”，於是倡導“實學救世”，提出“欲求超勝，必先會通”的主張。鴉片戰爭之後，魏源倡導“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這與當年徐光啟的主張一脈相承。清末張之洞提出“中體西用”，實質上旨在采納西學為我所用。嚴復倡導“中西體用一致”，並大量翻譯西方近代哲學、邏輯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各種社會科學學說，引入“天賦人權論”“進化論”等近代西方思潮，提出“統新故而觀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其目的在於推行變法維新。
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西會通”和“中西融合”的呼聲在思想學術界不絕於耳。如，王韜認為“天下之道”應“融會貫通而使之同”；章太炎提出“會通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王國維倡導中西二學“化合”之說；楊昌濟主張“合東西洋文明一爐而冶之”。五四時期的新文化人物包括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也都主張中西學的會通與融合。如，蔡元培提出“中西並用，觀其會通，無得偏廢”；魯迅提出“外之不後於世界之潮流，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李大釗說“東西文明，互有短長，不宜妄為軒輊於其間”；惲代英認為“宜溝通中西文明之優點，以造吾國之新精神”。青年毛澤東主張，“觀中國史，當註意四裔……觀西洋史，當註意中西之比較，取於外乃足以資於內也”。當毛澤東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之後，仍然主張真理“不應該分中西”“中國的和外國的，兩邊都要學好”。毛澤東所代表的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種中西文化觀，成為以後中國共產黨文化方略的重要精神指導和思想資源。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中西融合的最高形態
無論馬克思主義哲學還是西方哲學，作為外來文化欲紮根於異質文化土壤之中，都面臨一個本土化、民族化的問題。事實上，西方哲學的本土化進程早已開啟。如五四時期，胡適就把中國儒傢傳統的實踐理性與美國的實用主義結合，闡述瞭他個人的“實驗主義”。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馮友蘭把程朱理學與美國新實在主義哲學相會通，創立瞭“新理學”；賀麟把陸王心學與新黑格爾主義和康德哲學相融合，創立瞭“新心學”；熊十力通過對西方哲學的批判和吸收建構瞭“新唯識論”；金嶽霖把西方分析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范疇相結合，創建瞭自己的本體論和知識論體系；牟宗三通過對康德哲學的融化，建立瞭代表當代新儒傢思想體系的心性本體論。而馬克思主義學者張岱年和張申府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闡發瞭“中、西、馬三學合一”創造中國新文化的主張。
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在儒傢文化空前跌落、中國傳統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面臨歷史性大轉型的情勢下傳入中國的，是在中國近代革命實踐亟須理論指導之際為先進的中國人義無反顧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紮根實為四百年來中西文化交流和近代“西學東漸”的必然結果。因此，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人類一切優秀文化傳統的繼承者，其中國化進程同時促進瞭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換，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就是中西學會通和融合的最新思想成果和最高理論形態。
（作者張允熠單位：上海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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